提到香港街头的标志性视觉符号，不少人都会立即想到纵横林立在夜空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招牌，即便从未身临其境的人，也或多或少会在香港电影中见过这种璀璨又迷离的独特景象。香港三联出版的这本《霓虹黯色》，详细记录了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霓虹招牌研究专案。
霓虹灯的最初诞生，如同可口可乐一样，源于一场无心插柳的偶然。1898年，英国科学家拉姆赛与他的助手在实验室进行实验，他们将一种新发现的稀有气体注入真空管，然后把封闭在真空管中的两个金属电极连接在高压电源上，目的是为了检查这种气体是否导电。这个实验让他们发现，这种气体不仅导电，还发出了耀眼夺目的迷人红光。拉姆赛把这种稀有气体命名为氖气（Neon），音译过来就是霓虹。随后，法国企业家克劳德进一步将这种装有氖气的玻璃管改良，制成世界上第一支霓虹灯，并申请专利，在世界各地设立工厂生产。二十世纪初期，霓虹灯风靡欧洲，席卷北美，又传播到了亚洲的东京、上海、香港等城市。那些鲜艳夺目的霓虹灯招牌成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媒介被发扬光大。
站在香港街头，一眼望去，数量最多的除了行人，便是星罗棋布形态各异的文字，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林林总总的招牌悬挂于半空中，遮挡了人们望向天空的视线。一块霓虹招牌看似简单，制作过程却非常复杂，那些对自己商铺有着美好期待的商户，往往会花重金向书法名家求字，为其宝号增加知名度与辨识度，因而催生出一大批设计独特的招牌。不仅仅是那些知名品牌会在招牌设计上花尽心思，在香港，即便店铺的规模再小，老板也会在尽量让自己的招牌别出心裁，让顾客眼前一亮。一时之间，楷书、魏碑体、隶书、勘亭流、行书、草书等书法体文字，配以各色霓虹，占据了香港街道的上空。除了文字之外，霓虹招牌中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图案。招牌在古代的原身是幌子或者招幌，这种商业民俗起源甚古，用以招揽顾客，明示商店类型。随着经济发展，商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本图案简单的幌子，已经不适用于日渐复杂的商业环境。商铺经营者们开始在幌子的设计上别出心裁，把幌子设计成与商铺售卖商品外形一致的样式，比如，酒馆会把葫芦形状的幌子悬挂于门外，当铺会以「蝠鼠吊金钱」作为自己的店铺形象，让来往顾客清楚辨识。当幌子发展成为霓虹灯，也就延伸出了相似的设计方式，比如香港西区的森美西餐厅的招牌，是一只发着蓝白光的长腿奶牛，这个招牌一度成为该社区的地标。
一张设计图纸被送往霓虹灯工厂，经过烧管、吹管、屈管等流程，再通过霓虹测试，最终被装嵌在招牌底盘上，这之中要考验到霓虹灯匠人的手指柔软度、对火力均匀的把控、吹气的力度等等。一名学徒从开始学习这项技术，到初初尝试制作，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而独立制作一块招牌，一般是在工作两三年之后。在霓虹灯鼎盛的黄金时期，这个行业收入颇高，工资往往比其他工种多一到两倍，工厂里永远有做不完的订单，工人们永远不用担心失业，师傅带着学徒们加班赶工，每天都要忙到十一二点。到了炎热夏季，师傅们不愿在酷暑中进行高温工作，商户们往往需要乞求师傅们开工。对于香港人来说，霓虹灯招牌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广告，也是用以指引方向提供安全感的地标，更是这座城市繁荣靡丽的象征，代表了一段光辉璀璨的岁月。霓虹招牌发出的各色光芒，照亮了香港街道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天空。
虽然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霓虹灯招牌已经出现在香港街头，但一直到五十年代之后，大批量的霓虹灯招牌才开始遍布香港的夜晚，逐渐形成我们惯常在香港电影中见到的景象。然而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发光二极管LED的出现，以及一些旧区老铺因高昂地租不得不关门大吉，香港的霓虹灯制造业日渐式微，霓虹灯匠人急剧减少。另外，由于不少户外招牌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香港屋宇署开始推行招牌清拆令，使得香港街头的霓虹灯数量买少见少，凋零冷清。霓虹灯招牌的保育工作是否重要呢，不同人群或许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屋宇署来说，这是为了控制霓虹灯招牌数量泛滥、保障过路行人的安全；对于负责拆除招牌的工人们来说，这仅仅是他们的一项工作而已；而对于香港市民来说，这是集体回忆的消逝；至于外地游客，有些美景可能尚未来得及看一眼，便再也看不到了。一块全手工制作的霓虹招牌，制作过程复杂、费用高昂。一块大型招牌，往往需要几十到几百万港币。而新兴的LED屏幕，亮度更高，耗电更少，造价更低，制作、安装与维修更简单，如果仅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霓虹灯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霓虹灯制造的鼎盛时期，全港共有100多位屈管师，而到了2017年，仅仅余下7位。1957年入行的刘稳师傅因而担心，霓虹灯制作的手艺迟早会失传。
说起来或许有些悲凉，因为城市经济与工业飞速发展而涌现街头的霓虹灯，又将因为同样的原因消失于街头，真是「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而我成长和如今居住的城市，都有一些关于拆除城市地标的故事。我在济南长大，建于二十世纪初期的津浦铁路济南车站，我却从未亲眼见过。因为早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这座老火车站已经被拆除了，除了因为老火车站已经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客流量，也因为当时的市政府将德国建筑师设计的日耳曼式建筑视作「殖民主义的象征」，因而迫不及待地选择了拆除老火车站，在同一地址建造了一座全国统一样式的新火车站。而在二十年后，关于济南老火车站可能重建的新闻层出不穷，人们似乎对曾经的冲动有些后悔。离开济南以后，我如今在常州定居，几位当地朋友时常向我描述常州城的过往景象。由于八十年代常州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在一阵热烈冲动却又盲目的城市规划改造之后，大批老建筑被视为城市发展的累赘，原本的江南水乡古城区被大面积拆除，建成了一副面目模糊几乎没有任何辨识度的新型城市景象。最近几年，「修旧如旧」的热潮迭起，人们又开始怀念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人们总是想法太多动手太快，被历史发展的潮流一刻不停地推着走，时过境迁之后，又懊恼不及悔之晚矣。霓虹灯的存在是否还有必要，以及霓虹灯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意义，不是当下可以定论的。
其实我只去过几次香港，且每次都来去匆匆。在读到《霓虹黯色》这本书之前，我对香港霓虹灯这种独特的视觉文化，其实并没有过多留心观察，也不了解背后的故事，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霓虹招牌数量一直在减少。书中讲到，霓虹灯招牌对本地人来说，丰富了当地的建筑语言，有助于人对城市产生归属感与安全感，增强了城市印象的可辨性。而对于我来说，霓虹灯招牌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增加了我对这座城市的陌生与疏离，模糊了纵横交错的街道之间的界线，让我在香港街头游荡时，时时刻刻沉醉于亦真亦幻的灯光世界。如果没办法通过这种方式迷失自我，那我对香港的迷恋与痴缠，总会失色几分。除此之外，霓虹招牌也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讲到，八十年代后期，香港本地乐队达明一派以街道与霓虹灯为背景拍摄了歌曲《今夜星光灿烂》的MV，展现出对这座城市未来去向的迷茫疑惑。而我今天想讲的，是达明一派的另一首歌曲《情流夜中环》，这首歌描述的正是香港作为政治与商业中心在夜色已深人潮漫退之后的都市景象，何秀萍填写的歌词第二句，恰好表达出我对如今香港街头霓虹灯的感受——仿似一抹将褪不褪颜色。如果再不及早去看一眼这抹梦幻迷离将褪不褪的颜色，恐怕这座璀璨都市的霓虹灯，光辉到此。
